坚持华南战场抗战的一面旗帜

――回忆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

曾生

   1943年12月2日，根据中国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至今已四十年了。回忆在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东江人民艰苦抗战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我的眼前。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21日，日军侵占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广大群众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丧失信心，领导华南人民抗战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广东东江，是我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东东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战爆发后，这里的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自卫队、壮丁常备队等民众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跳进东江土地时，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奋起抗击敌人。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敌后开拓抗日游击区的指示，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怀同志和我（当时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研究回东江开燕尾服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我们两人都争着要回东江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我对吴有恒同志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合适。你是外地人，语言不通，人生地疏；我是惠阳人，语言通，了解情况。”我还说：“193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以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组织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当局出了校门。为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香港做海员工作。现在家乡沦陷，我有责任回乡组织群众，救国救民。” 廖承志同意我的要求。10月24日，我和谢鹤筹、周伯明同志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回到我的家乡惠阳县坪山，组建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0月底，成立中共惠宝工委，由我任工委书记，属中共广东南特委领导。12月2日，在叶挺将军的家乡惠阳县淡水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我任总队长，周明任政治委员，郑晋（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在惠宝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此之前，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和增城、宝安的党组织，在东莞、增城、宝安等地先后建立了我党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多次和敌人作战。1939年初，东（莞）宝（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任党总支书记。他们在广九铁路中段和宝（安）太（平）公路沿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两支队伍共200余人。

   在党的领导和东江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积极打击敌人。先后收复了淡水镇、葵涌、沙鱼涌和宝安县城南头等失地。在淡水镇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从敌人手里收复了广东第一座县城。特别是收复葵涌、沙鱼涌，恢复了内地与香港和南洋重要的交通口岸。我们保护商旅安全，得到广大群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拥护和支特。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仅从精神上、财力物力大力支持我们。而且把儿女送来，参加我们的游击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经济来源，全部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援。1939年初，海外华侨经宋庆龄同志转给我们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20万元。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先后回来参加我们游击队的达1000人以上，对我们部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保护归侨、侨眷的利益，始终同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在国际上宣传我党我军抗战的主张和战绩，争取国际友人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支援。

   党中央对我们这支初建的人民抗日武装非常重视和关怀，从延安等地抽调梁鸿钧、李松（李振亚）、卢伟良等红军骨干，加强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设部队，使部队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

   我们在建军初期，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精神，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部队虽然接受了统一的番号，但仍保持原来的党组织和独立的编制。在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均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拒绝其拉拢腐蚀，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我们两支部队发展到近700人。在惠阳县的坪山和宝安县的龙华、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战争的局面。

   1940年初，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逆流到了广东。广东国民党顽军纠集一八六师和地方武装3000余人。向我们两支人民抗日武装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们。两部突围后，向海丰、陆丰和惠东转移时，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最后两部仅剩下100余人。正当我们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5月8日发来指示，指出目前全国尚是拖的局面，国民党还不会整个投降和分裂，曾、王两部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军和国民党之间，大胆坚持抗日，也不怕打磨擦仗。这个指示就如黑夜的明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返回东惠前线敌后地区，投入新的战斗。

   1940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遵照党中央加强对曾、王部队领导的指示，派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尹林平）担任我两支部队的领导。9月，他在宝安县的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的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五？八”指示的精神，总结部队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将东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我和王作尧同志分别担任大队长，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分别进入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和宝安县的阳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贯彻了党中央指示的精神，确定了方针，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斗志，为部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是东江纵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部队进入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之后，我们执行了上下坪会议的决定，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积极打击敌人，清匪锄奸，打退敌、伪、顽多次进攻。1940年11月，第三大队在黄潭打退日军200多人的进攻，毙伤敌数十名，这是我部返回敌后的第一仗，影响很大。1941年6月在民兵的配合下，把进犯我大岭山区的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600余人，围困在百花洞山地梅林村后面、大公岭西南、髻岭东南一带达两昼夜，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50余人，取得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广州日军首脑哀鸣：“这是进占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第五大队在宝安县粉碎了敌人先后出动1000余人的“扫荡”，毙伤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70余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在与日、伪斗争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军多次进犯。我们在和日、伪、顽的激烈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到1941年秋，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武装民兵1000余人，建立了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我们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立即派出部队挺进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港、九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港、九敌后，组织了民兵，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成立了港九大队。为开展海上游击战争，我们先后建立了海上中队和护航大队。在陆地和海上积极打击敌人，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有力支持了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不怕艰险，深入港、九市区，抢救被困留在香港的重要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我军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先后抢救出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张友渔、千家驹、于伶、丁聪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我解放区宝安县白石龙村逗留期间，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和战士的文化学习帮助很大，他们给战士上文化课，给干部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内的形势报告。胡绳、戈宝权、黎澍等同志还直接参加了我军的政治工作。邹韬奋对我们的报纸特别关心，建议把我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改名为《东江民报》，以集中力量把报纸办得更好。当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时，他欣然挥笔书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也为《东江民报》的副刊题名为“民声”。邹韬奋临别时还送给我一张写有“为民先锋”的条幅，表达了他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被抢救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和陈汝棠等国民党官员和眷属，以及美、英、荷、比、印等国的国际友人近百人，连同港九同胞和侨商、侨眷不下万余人，在国内外产生很好的影响，对扩大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党中央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