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广东的顽军勾结日、伪军大规模地向我解放区猖狂进犯，日、伪军也频频配合向我夹击，妄图消灭我军。由于日、伪、顽的进攻，加上1942年严重灾荒，我解放区军民处境十分困难。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关于国民党对我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其存在幻想，要依靠群众，加强团结，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指示，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从1943年春起，我们主动袭击敌人，拔除了广九铁路和宝（安）太（平）、莞（城）太（平）沿线敌人的一批据点；护航大队夜袭大亚湾马鞭岛，全歼伪海军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第四中队；独立第二中队在东江北岸的罗浮山区开辟抗日游击区，向增城、从化、番禺方向发展，活动到广州市近郊；我主力大队首次爆破攻坚，炸毁福永炮楼，全歼固守的伪警中队，缴机枪6挺；争取了伪军一个营和两个连分别起义、投诚。

   我们惠东宝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广州到九龙的广九铁路南段两侧，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1943年冬，日军太平洋战场陷入困境，急需以广州和香港为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为此，发起打通广九铁路战役。国民党顽军闻风而逃。11月中旬，日伪出动9000余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我宝安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我惠东宝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卡住了广九铁路这条敌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使之始终无法正常通车，破坏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支持了南洋各地人民和盟军的对日作战。敌人惊呼“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是治安之癌”。统计一年作战，共歼日、伪、顽军千余人，我部队发展到七个大队，打开了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

   1943年12月2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下辖七个大队。我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领导人的就职通电，宣布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东江纵队成立后，号召全军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壮大我军力量，迎接反攻的到来。全军开展杀敌、扩军竞赛。仅广九铁路以西的部队，就歼敌20多个连，迫使伪军一个营和一个暂编团投诚；港九大队不断袭击敌人的岗哨、巡逻队和海上敌船，炸毁了日军启德机场的油库、飞机和破坏九龙第四号火车铁桥，在市区大量散发传单，使日军陷于惶惶不安的困境；护航大队和大亚湾独立中队在海上袭击敌船，俘获日军武装运输船，缴获大批重要物资，并向稔平半岛出击，打垮伪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为扩大游击区，纵队派出一支部队挺进增城、博罗、从化、番禺边区及广州外围，袭击广州郊区罗岗等敌人据点，解放了广州近郊龙眼洞，消灭伪军一个连。游击队活动到广州市的白云山下，威胁广州的敌人。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发表讲话时指出：“敌第五十七师团在广九沿线，由我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七十。”我军已成为东江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抗战7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党中央的指示传来，给我们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先后抽调了一批干部，派到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工作，并帮助纵队建立无线电台。

   在解放区不断扩大和部队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在根据地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健全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民众抗日团体和民兵组织，领导生产建设，实行战时文化教育。到1944年8月，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120万以上。

   由于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和国际声誉的日益提高，引起了盟军的重视。1944年7月，《美亚杂志》发表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指出：东江纵队是“纪律良好，经验丰富，获得地方居民及国外爱国团体支持的一支很强的军队”。10月，美军派欧戴义到东江来找我们，要求与我们合作，共同建立情报站，侦察敌情，收集情报资料，为盟军空军对日作战及将来配合我反攻时在华南登陆作战做准备。我们经请示中央同意，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盟军合作，共同设立情报站和电台，向盟军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由于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收集到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经请示党中央同意，提供给盟军对日作战，得到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和在华美军司令部的赞誉。他们认为“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

   1944年7月下旬，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8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部队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全面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我东江纵队立即派出部队，向粤北挺进，一度解放清远县城。1945年初，日军为防备盟军在沿海登陆，增添了一个师团，据守大鹏湾、大亚湾、红海湾一带，同时派两个半师团打通粤汉铁路南段。我纵队又派出两个支队挺进东江北岸，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派出两个支队挺进北江，组建第六、第七支队挺进惠东、海丰、陆丰地区。同年8月，集中主力1000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五岭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全军先后成立9个支队、6个独立大队，并成立江南（东江以南）、江北（东江以北）、粤北和东进（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4个指挥部，分别对各区域的部队实施作战指挥。我们把活动地区推进到广州市郊、粤赣湘边和韩江地区。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华南日军派代表到东莞地区，由我代表华南抗日游击队受降。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阻挠下，各地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解放区军民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坚决向一切拒绝投降的敌人开展进攻。至9月底，经过激烈的战斗和政治攻势，解放了东江两岸、沿海地区和粤北等地的城镇60余处，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收复大片国土。

   在八年抗战中，我们这支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处于敌伪和国民党顽军夹击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1万余人的队伍，组织民兵1.2万余人。它转战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粤北山区和韩江地区的39个县市；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英勇打击敌人，控制着数百里的海岸线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威胁着敌占大城市广州和香港，收复大片国土。我们在东江和北江解放区，先后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惠东行政督导处、博罗县人民政府、海丰县民主政府以及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约6万余平方里，人口450万以上。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反击顽军作战300余次，共缴获各种武器6500余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南海防线，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的反攻作战，东江纵队成为中外共知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主要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其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竟污蔑我军为“土匪”，调集四个正规军及地方武装共7万余人围攻我军，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之前，一举消灭我军。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给我们提出的“分散坚持”的方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

   正当我们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同时，在重庆谈判中，我方代表挫败了国民党拒不承认华南中共武装部队的阴谋，于1946年3月，迫使国民党当局签署了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的协定。3月底，重庆三人小组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北平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华南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林平同志和我在广州和国民党广州行营进行北撤具体问题的谈判。国民党当局蛮不讲理，有意拖延时间，继续疯狂地向我进攻，企图在达成具体协议之前消灭我部。我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50天的激烈斗争，于5月21日，迫使其达成具体协议，又一次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1946年6月底，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定，我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以后扩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在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战争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主力北撤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粤赣湘边纵队。

   1949年9月，两广纵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与粤赣湘边纵队汇合，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并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贡献。

   东江纵队的历史证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和华侨爱国青年所组成，高举抗日旗帜，坚持团结抗战，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艰苦的抗战中发展壮大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东江纵队的历史表明：它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的一支光荣部队，这光荣应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