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生、王作尧两部东移海陆丰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东江地区。广东国民党当局在肆意迫害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等进步救亡团体的同时，频频制造磨擦事件，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企图将其一举消灭。

1940年2月初，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忽然发出“命令”，要求曾生等领导的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和王作尧领导的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在曾、王两部集中后包围缴械，聚而歼之。曾生、王作尧等识破了香翰屏的恶毒阴谋，按兵不动，并反复申明不能前往惠州集训的各种理由。香翰屏等气急败坏，又以“军令如山，不可违抗”相威胁。形势十分严峻，一场内战迫在眉睫。为了进一步摸清香翰屏的意图，并试探一下有无一线希望避免内战，新编大队于3月5日派副大队长周伯明去惠州同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参谋长杨幼敏见了面。经过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谈判”毫无结果。最后周伯明提出要看部队“集训”地点，杨幼敏勉强地派一名副官带周伯明去看，结果发现“集训”地点竞是惠州西湖中心一个小岛上的间破庙，小岛四面湖水茫茫，只有一条狭长小道通到岸边。一旦小岛被火力封锁，部队就插翅难飞。国民党顽固派的狠毒用心昭然若揭。香翰屏一伙眼看其阴谋诡计彻底破产，便悍然纠集优势兵力，向曾、王两部实行军事围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曾生、王作尧两支部队的图谋，中共东江军委是有所预料和觉察的。从1939年12月下旬开始，东江军委就曾先后召开过多次会议，慎重地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问题。当时，面对着反共逆流翻涌而起的严酷形势，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都一定要高举抗日的旗帜，一如既往，把抗日武装斗争坚持下去。但是，对于国民党反对派军队（简称“顽军”）真的打过来，部队如何应付，却尚未做出正确的决策。特别是对于遭受顽军进攻的紧急情况下，部队行动方向的问题，与会同志更是看法不一。相当部分同志看到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军事态势，觉得如果与顽军硬打硬拼，必定要吃大亏。再说，又适值国共合作期间，也不好闹磨擦展开武装冲突，因而最好还是“避让”自己走。但是，要往哪里“避让呢？初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去罗浮山，有的主张去海陆丰，有的提出到敌后东莞水乡地区，最后主张去海陆丰的意见占了上风。与会大多数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以为国民党当局已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变本加厉地破坏团结，大搞磨擦，统一战线将难以维持。而且日益加剧的武装冲突，也势必会引发第三次国内战争，到那时全面打起来就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了，因此提出部队向海陆丰转移较为有利。当时，之所以将部队“避让”转移目标放在海陆丰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海陆丰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祥地，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部队的生存与发展。加上该地区傍山面海，回旋空间广阔，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在此之前，东江军委也已派了一批干部在海陆丰和惠阳两县交界的多祝、高潭地区活动，并已打开了局面，建立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群众也已初步发动起来，是一块可以依靠的武装斗争基地。于是，“部队东移海陆丰”就这样被初步确定下来了。尽管如此，在严峻形势和复杂环境下部队向何处发展的问题，毕竟是关系到部队的成败存亡大事。为慎重起见，东江军委决定向中共广东省委请示，在省委未答复之前，先按向海陆丰地区转移的方案着手部署工作。

至1940年2月底，东江地区的反共逆流日益加剧。香翰屏从粤北调来了国民党军一八六师，还纠集了保安第六团、东江地区的保八团、梁桂平支队、罗坤支队和潮汕的李坤支队等，正准备从北面和东面向曾、王两部的驻地坪山和乌石岩等地发动进攻。此时，在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担任作战科中校科长兼游击基干大队和政治工作大队大队长的共产党员李一之，和与他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敬人，也分别给东江军委送来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坪山、乌石岩企图一举消灭曾、王两部的确切情报。3月1日，东江军委和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领导人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何与成等，在惠阳坪山竹园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梁广主持，中心议题是再次研究如何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攻问题。最后，会议正式决定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并作了具体部署。为了加强军事方面的指挥，会议还决定由李振亚、邬强分别担任东江军委正副参谋长。

坪山竹园会议之后，曾、王两部立即紧张地进行东移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动员，部队精简整编，将新编大队改编为三个战斗中队，以及大队部属下的侦察队、干部队、政工队、医务所、修械所等。第一中队由彭沃任中队长，陈力辉任政治指导员；第二中队由叶清华任中队长，黄业任政治指导员；第三中队由周伯明兼任中队长，陈一民任政治指导员。干部队队长翟信，政工队队长蔡国梁（兼）。全大队共500多人，另留下70多名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交由地方党组织隐蔽，还有数十名干部留下坚持地方工作。第二大队则下辖第一、第三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卢仲夫任中队长，黎崇勋任政治指导员；第三中队由阮海天任中队长，卢克敏任政治指导员。全大队共180余人。少数党员干部留下坚持本地方的抗日工作。

1940年3 月初，集聚在曾、王两部驻地坪山和乌石岩北面与东面的国民党第一八六师凌育旺团、保安第八团两个营和汕头、东江两地的顽固派武装共3000余人，开始向曾、王两部发动军事进攻。惠阳、博罗等地反动武装也积极配合，向坪山进逼。至3月7日，顽军已从龙岗、坑梓、淡水三个方向，逐步形成对曾生部队的包围。3月8日晚，正当新编大队与民众在坪山圩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的时候，顽军已朝新编大队驻地扑来，其便衣队已接近坪山。与此同时，在王作尧部驻地乌石岩周围，顽军也部署了大批兵力，将保安第八团的两个营进驻梅塘，袁华照支队进驻观澜，也形成了对王作尧部的包围之势。

面对顽军来势汹汹的进攻，曾、王两部决定按照原来部署开始东移行动。3月9日晚，新编大队由梁广、梁鸿钧、曾生等率领，乘着夜色掩护，顺利地穿出了顽军的包围圈，经石井、田头山向东转移。3月11日晚，第二大队在王作尧、何与成的率领下，也从乌石岩出发，连续两晚夜行军，在观澜圩旁边穿过顽军的封锁线，向淡水方向转移。

国民党顽军发现曾、王两部向东突围后，立即调动兵力，前堵后追。曾、王两部被迫接战，进行自卫抵抗。但由于敌众我寡，实力悬殊，部队被动挨打，连连受挫。新编大队原来发展比较快，新同志较多，其中有不少是华侨和女同志，基层军事干部较少，缺少夜行军的经验，部队突围行进速度很慢，当晚走了一夜，才进入淡水地界。加上当时部队处于半饥饿状态，难以甩开尾追的顽军。3月13日，当新编大队东进至惠阳吉隆圩以北平政乡桥岭时，又遭到了顽军的截击。经过一番激战，天黑后才摆脱顽军，部队遭受了损失。由于一连几天爬山越岭艰苦行军作战，部队相当疲劳，严重减员。全大队于3月18日到达惠阳、海丰两县交界的高潭，本拟在高潭作短暂休整，但国民党一八六师又很快跟踪而至。3月22日新编大队撤离高潭，并被迫与敌接战，结果，又遭受了很大损失。此后，新编大队一直难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该大队所属的第三中队在敌人围攻中，因警戒疏忽，被顽军偷袭，被俘30多人；接着，新编大队大队部又遭顽军进攻，第一中队、干部队、政工队等奋起顽强抗击，经过一番苦战后才甩开顽军，大队部得以脱险转移，于3月26日进抵陆丰县境的碣石溪附近山上隐蔽。新编大队第二中队在向五子嶂转移途中，也与顽军凌育旺遭遇，中队长叶清华牺牲，政治指导员黄业负伤，部分同志被冲散。部队屡屡受挫，伤亡很大，人员锐减，处境困难。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部队将女同志和非战斗人员暂时疏散，并将部队整编为1个长枪队、1个短枪队和政工队，分散活动。此时，新编大队仅剩下100多人。

第二大队从乌石岩突围后，沿途也遭到顽军的围追堵截，损失十分严重。他们在到达白芒花附近的李洞村时，曾遭到顽军的包围袭击，经过激烈战斗，才得以摆脱。为了能与新编大队会合，第二大队翻山越岭，一路东进，至3月底抵达布仔洞附近。后在向莲花山移动途中又与顽军凌育旺团一部遭遇，部队打退顽军，并与东江军委和新编大队取得了联系。4月上旬，第二大队在莲花山两次受到顽军凌育旺团的包围，部队遭受损失，但指战员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顽军见硬的难以奏效，又采用了政治欺骗的伎俩，派代表约第二大队负责人谈判。第二大队根据东江军委决定的精神，派何与成、卢仲夫等与顽军谈判，希望能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顽军背信弃义，竟在黄沙坑扣押了何与成、卢仲夫等第一中队干部战士40余人，并将何与成等6名干部押解至惠州杀害，时称为“黄沙坑事件”。经此受挫后，第二大队元气大伤。为保存力量，部队将余下人员进行整编，非战斗人员移至骆坑、鹅埠、鲘门的海边渔村分散隐蔽，武装人员30多人则分为4个班，开到骆坑东面的山洞隐蔽，相机开展活动。

国民党顽军为了彻底消灭曾、王部队，于4、5月间还调动了1000多兵力继续在海丰、陆丰、惠阳东部山区和沿海地区侦查搜索。但曾、王两部在中共海陆丰工委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进行分散活动，使顽军一无所获。至5月中旬，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为炫耀其“会剿”成绩，宣布“曾、王两部队均被歼灭”，然后陆续撤兵回巢。顽军历时两个多月围攻曾、王部队的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

曾、王两部东移行动，是由于部队缺乏斗争经验所致。当时，部队对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思想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在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围歼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情况下，以为国共双方已经全面分裂，部队东移海陆丰便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有利于生存和发展，又钻进了顽固派的势力范围中，却没有想方设法留在东、宝、惠敌后地区，与日军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周旋，在斗争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由于对形势估计和决策的错误，结果部队在东移过程中，沿途迭遭顽军围追堵截，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挨打；而且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指战员疲惫不堪，加上弹药缺乏，给养不济，处境极为困难。东移行动的严重损失，是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史上的一次沉重的教训！

就在曾、王两部处于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1940年6月初，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中共中央书记处5月8日的电报。电报指出：在目前国民党“当局尚在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准备投降中，但地方突变随时可能”的局势下，我人民抗日武装“必须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电示要求“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上与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不怕打磨擦仗。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敌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失败，国民党会把我们当土匪剿灭，很少发展可能”。电报还指出如部队去潮梅的不利因素，以及回防东、宝、惠地区应注意之事项，要求部队做好政治动员，整顿内部，加强团结，在有准备、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对阻击的顽固势力敢于坚决消灭之，并注意与地方党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等。

党中央的“五·八”指示，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一盏明灯，及时地指点了迷津，挽救了曾、王两部，为今后东江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指明了方向。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曾、王两部领导人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部队返回东、宝、惠抗日前线的部署。7月下旬，部队从大安洞出发，在地方党组织的严密布置和积极配合下，部队避开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经热水洞、狗眼地，穿过稔平公路，再经黄塘到达淡水东面的万年坑，稍作休整后，8月中旬经山子下村，回到坪山东南面的小三洲。9月上旬，越过广九铁路，回到宝安县布吉乡的雪竹径、杨尾、上下坪一带隐蔽休整。至此，历经劫难的曾、王两部终于渡过了险关，部队只保存108人，但这批人经过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成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坚强骨干。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对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关心和重视。为了加强东江敌后前线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1940年8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前线东江特别委员会（简称“前东特委”），将原中共东南特委属下的惠阳、东莞、宝安、海丰、陆丰、增城、龙门、博罗等县的党组织，划归前东特委领导，并由林平担任前东特委书记兼曾、王两部的政治委员。

    1940年9月中旬，中共前东特委在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的干部会议（称“上下坪会议”），会议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前东特委书记林平主持。会议根据党中央“五·八”指示的精神，总结部队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将部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合编为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曾生、王作尧分别担任大队长。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区，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县的阳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