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田夫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抗日战争，经过八年持久的艰苦奋战，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且为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江纵队，是战斗在华南敌后的一支中外驰名的游击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华南敌后战场的主力军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继而侵占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人民，纷纷起来打击侵略者，保乡卫国。193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电示广东省委：“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人占领的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积极领导广东人民在敌占区，举起抗日旗帜，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2月，遵照党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曾生、王作尧等先后在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东江纵队，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所处的环境特点是：第一，所处的地区是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为敌交通网与据点所分割，广九铁路横贯其间，敌人机动性很大，游击队回旋余地很小，活动极其艰难；第二，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下，敌我力量悬殊；第三，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又没有较大的后方，经济供给也很困难。但是，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不畏艰难，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并对部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的教育和训练，使部队成为政治上巩固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因而，得到广大群众和华侨、港澳同胞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在艰难曲折的战斗过程中，部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同日伪军展开着顽强的斗争，在华南敌后战场，起着主力军的作用。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南的战略意图主要是占领广州、海南岛等沿海城市，妄图封锁整个华南，切断中国同国际的联系，达到其灭亡全中国的目的。为此，其重点便放在广州、香港之间，广九铁路沿线、珠江三角洲及海南岛地区。日军在华南地区共“约有3个半师团、2个独立旅团，合计4个半师团，8万人”。①此外，还有5个师的伪军。在广九铁路沿线，日本侵略军有一个师团，东江纵队抗击着百分之七十；在广州、从化至粤北地区的日伪军，大部也为东江纵队所抗击。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各纵队，互相配合，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着在华南的日军既不能“南进”，也不能“北上”，使华南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东江纵队，在广九路两侧，频频打击敌人，使广九铁路这条交通运输大动脉，始终无法正常通车，有力地破坏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敌人惊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是治安之癌”。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之日军长瀨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奔袭我大岭山的百花洞，妄图一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我军在民兵的配合下，经过激战，毙敌大队长长濑以下五、六十人，取得百花洞战斗的胜利。驻广州日军首脑哀鸣：“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随后日军又出动1000余人向我阳台山进行“扫荡”，又遭我迎头痛击，敌伤亡惨重，最后以失败告终。

1944年1月，日本为了挽救其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企图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和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结起来，作垂死挣扎，并摧毁盟军在中国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发动了打通平汉、粤汉、湘桂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并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的战役，以巩固其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击下，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很快中原沦陷，长沙、衡阳、韶关相继失守。这时东江纵队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和突出。1944年7月，《美亚杂志》发表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就强调指出：“中央军显然不能阻止这一猛攻”，而只能把希望寄予“盟国的胜利”和“在敌后作战的游击队”。②事实也正是如此。1943年11月，日本“南支派遣军”向广九铁路发动进攻，并纠集久留米师团及伪军三十师等部队，向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扫荡”和围攻我宝安阳台山根据地。并扬言：要确保广九线，消灭抗日游击队，消除这个“治安之癌”。东江纵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灵活机动的战斗，粉碎了敌人大规模“扫荡”，挫败了敌人的战略部署，扩大和巩固了我抗日根据地。1944年5月7日，日军加藤大队和伪军共400余人，又向我东莞梅塘地区进攻，遭我三面夹击，毙伤百余人，加藤大队长狼狈逃回去后剖腹自杀。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粤》的大字标题，报道东江纵队的战绩。美国杂志也载文指出：“日军已控制了铁路两头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③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七个纵队，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发展到28000余人，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8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1000余万，对日伪军作战3000多次，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其中东江纵队发展到11000余人，建立了东江、北江、英翁佛等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达15000余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余万，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俘虏、投诚的日伪军共达9500余人。这充分说明，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在华南敌后战场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此外，东江纵队在部队的建设，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战略战术的运用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其他各纵队起到了带头示范和相互援助的作用。所以，1945年召开的罗浮山会议，广东区党委正式决定：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与指导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研究与指导全省军队的政治工作。④对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⑤

为抢救文化、爱国人士作出贡献

1940年冬开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全国迫害进步力量，很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国统区站不住脚了。为了保护这批人士，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他们撤退到了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进行大搜捕，并限令旅港文化人士前往报到，他们的处境非常危急。

在这万分危难的关头，党中央对这批陷于困境的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切。在日军进攻九龙的当天，中共中央、南方局即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指出：为了保护我国文化精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立即把他们从香港全部抢救出来！于是一个大规模的抢救行动，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展开了。廖承志等接到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后，当即在香港、宝安、惠阳召集广东党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林平、曾生等开会，分析形势，研究抢救的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乘敌人刚侵占香港，立足未定，情况尚不甚了解的时机，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秘密护送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转送到大后方去。具体行动方案是：第一步，首先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转移住址，然后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队的活动基地；第二步，通过宝安、惠阳游击区的交通线，从九龙撤退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第三步，从抗日根据地再护送到老隆，从老隆到韶关直至安全的大后方。

这场秘密大营救，是一场极其艰险，时间又十分紧迫的特殊战斗，它要闯过日、伪、顽和土匪犬牙交错的地区以及关卡林立、警特遍地的敌人统治区。但是，我们华南党组织和东江纵队的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不怕困难，不惧艰险，同心协力，全力以赴，采取快速灵活机动的战术，前后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紧张战斗，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抢救任务。使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脱险，没有一个人遭到不幸。他们当中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戈宝权、千家驹、胡绳、胡风、廖沫沙等等。当他们安全到达东江根据地时，林平、曾生等热情接待了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亲切慰问。他们从这次切身经历，更加深刻体会到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伟大。邹韬奋感激地说：“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为胜利完成抢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任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受到党中央的表扬，也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誉。邹韬奋题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茅盾认为我军组织这次抢救工作，是“难以想像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它保护了一大批祖国瑰宝，文化的精英，它体现了我党对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患难与共的精神，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我党的威望，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抗日的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理论、文化、新闻、艺术、教育界的精华，后来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