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史》序言

廖承志

《东江纵队史》记录了东江纵队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东江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历程。看了之后，它把我带到了40年前华南抗战的烽火岁月。

1937年底，受党中央的委派，我回到广东，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并参加中央广东省委工作。翌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21日，日军侵占广州，华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广大群众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丧失信心。领导人民抗战的重任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广东东江是我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东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日军登陆后向内地推进，国民党守军狼狈溃逃的时候，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的人民，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纷纷拿起武器，奋起向抗击敌人。

10月13日，党中央指示，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我即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的负责人曾生、吴有恒等同志研究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10月下旬，曾生等回到惠阳县的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委，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在此之前，王作尧、阮海天、黄木芬等也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先后建立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威震南粤，名扬海外。不仅得到广大群众和积极支持拥护，而且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赞扬和信赖。广大华侨、港澳同胞不仅给予精神上、财力物力上的支持，而且把儿女送到部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对这支初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很重视和关怀，从延安等地抽调红军骨干，加强这支部队的领导。在广大群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1940年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召开南方局会议，批驳了在敌后方搞游击区会“影响统一战线”的谬论，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做法。

1940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不久，我们接到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他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我和广东省委、香港党组织及部队的负责人进行了研究部署。经过3个月紧张的工作，克服许多艰难险阻，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抢救离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余谋夫人，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近100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43年12月，将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向全国发出通电。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1万余人的部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在日、伪、顽夹击的情况下，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英勇打击敌人，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反攻作战。在东东和北江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余平方里，人口450万以上，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对东江纵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军事围攻。1946年3月，党中央派我以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中共代表身份到广东，同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华南中共武装人员代表尹林平、曾生同志一起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斗争，达成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具体协议。

1946年6月底，根据协议，东江纵队主国北撤山东，以后扩大成为两广纵队，参加了华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准海等重要战役。留下的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成为粤赣湘边纵队。

1949年9月，两广纵队同粤赣湘边纵队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并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贡献。

在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东江纵队史》是建设社会主精神文明的一个实际行动。它使我们老同志重温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艰苦斗争的历史，激励我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它教育青年一代，认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激励他们沿着前辈开创的道路，努力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