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勤（1893—1935），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

    出生于河北宽城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7 岁入私塾学习，后回家务农。从小好武术，行侠仗义，主持公道，村人送他绰号“黑脸门神”，远近闻名。清末民初，长城以北地区的山林匪祸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热河地区的乡村纷纷成立民团，抵御土匪袭扰。孙永勤因作战勇敢，富有指挥才能，加之能团结众人，很快被推举为副团长、团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蚕食我国领土。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的生死关头，1933 年4 月，孙永勤与好友关元有、赵四川等人，在一座大庙中歃血结盟。勇敢地树起了“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正式宣告成立民众军。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不投降”的四大军规。民众军很快发展到五百余人，并进行了整编，孙永勤任民众军团长，下设三个队，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三人均为中共党员)分任队长。在长城以北的深山大川里与日伪展开了殊死斗争。

    民众军运用过去山中打猎和围剿土匪学会的游击战术，以老梁、五凤楼、五指山、广东山、都山五座大山为根据地，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势力。1933 年12 月至1935 年5 月，共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打死和俘虏日军、伪军五千多人，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对平津的用兵，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孙永勤和民众军采取了招抚、围剿两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恼怒之下，称呼孙永勤为“山耗子”(意为哪头也堵不住)， 孙永勤则鄙视地称呼日本关东军为“黄豆皮子”。

    1934 年5 月，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徐英等到五指山，以遵化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徐英等向孙永勤介绍了关内各地的抗日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建议孙永勤从“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同时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孙永勤的政治视野一下子跨越了长城，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共遵化地下党人的建议，将人数达五千余人的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并就任军长一职，赵四川任副军长，王殿臣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总队，每队八百至一千二百人。

    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出现了新气象。同年6 月， 第一总队与300 多名伪军相遇，孙永勤命令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300 名伪军杀死日本军官，一致抗日。之后，孙永勤兵围宽城，他充分考虑到城内工商业者的利益，先消灭掉外围的敌人后攻城，击毙敌军300 多人，残敌弃城而逃。抗日救国军转战长城内外的兴隆、承德、遵化、迁安、青龙、平泉等六个县，战果辉煌，给日伪军以重创，点燃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使受奴役的百姓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日军在长城以北的山林地区消灭不了孙永勤，便想出一条阴险的计谋：用重兵从东、西、北三面，强行逼迫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入关，在遵化茅山地区予以歼灭。

    1935 年5 月24 日，日伪军1.5 万人，将救国军围困在茅山、十里铺、吴家沟一带。拂晓时，日寇用炮火摧毁救国军阵地，附近的村庄皆成灰烬。接着敌人用毒气弹、机枪开路发起总攻。孙永勤镇定指挥全军英勇反击。茅山四麓，敌尸遍野。有人提出：“我们掩护军长率全军向南突围，能从保安队那里打开一条路。”孙永勤当机立断：“不，不能向南突围。如果南去，日贼又将追击，进扰华北了。我们一定打回热河去，保护冀东父老要紧。”下午4 时，救国军发起反击，杀敌之声震天动地，决战至深夜，救国军将士1400 多人突出重围。孙永勤持机枪率队直捣日寇密集处，并亲手击毙了栩藤、佐佐木，并多次击退山田队、松井队的夹击，击毙日军田边少尉等多人。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王殿臣等抗日救国军主要领导人率余部数百名干部战士，在与敌人血战中，全部壮烈殉国。孙永勤牺牲时年仅42 岁。孙永勤、关元有的头颅被日本侵略者割下示众。

    对于孙永勤等抗日救国军主要领导人的牺牲， 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与惋惜。1935 年8 月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高度赞扬了吉鸿昌、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十一位为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称他们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最终必然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