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我杀死了！”

      1939年8月，本多从南京登陆。南京周边地区就是他们驻勤的范围。“有时，晚上我在碉堡里站岗，会听见远处村子里的狗汪汪汪地从东头一直叫到西头，那里或许有军队在活动。夜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极了，开始不顾一切地开枪。

      “队长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但我管不住自己，我太害怕了。但事后更害怕，因为开枪会冒出火苗，暴露我们的位置。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瞄准我。”

      真正到了战场，他们才发现，这里，要么生存，要么死亡。

      “一次行军间休息，我和一个同伴坐着聊天，他突然就倒下了。”本多扳起他的身体，发现他已经死了：一颗子弹从喉咙里射进去，穿透了脖子。本多麻木了。

      “我们每天都在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能回家？”

      一名士兵的宿命，那个被他称为“罪恶”的事件，一年之后到来了———

      “我们抓到了10名国民党军俘虏，押着他们行军，他们双手被绑在身后，拴成一串。突然，不远处响起枪声。前方可能有军队正在交战。

      “带着俘虏是没办法打仗的，我们以为队长会放掉这些人。没想到，他大声喊道：把他们都处理掉———杀掉。

      “他挑选了最年轻的士兵来做这件事。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上好了刺刀，站在那个人面前10米左右。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脸是青色的，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的心狂跳着，手一直在颤抖。不敢看他。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队长就站我们身后，不停地催促……”

      “我此前从没有杀过人。从没有面对面地杀过一个人。我宁愿解开他的绳索，两个人公平地决斗一下。”

      讲到这里时，本多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手，始终平放在双腿上，就像一尊雕像。

      顿了半晌，“最后，我咬了咬牙，一闭眼睛，大叫了一声，就冲了过去。我听到他‘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就倒在了水里。他被我杀死了！”

      谈话气氛凝固了。

      “这就是我所犯的罪。”本多终于说话了，“我虽然是被迫的，但我的确杀了人，这是我怎样也谢不完的罪。”

      这是本多战争中杀过的惟一一个人。他看作是一生中始终无法抹去的污点。“如果我不杀他，队长会把我杀掉。”他说。

“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

      战争有间歇式的平静。占领军与老百姓也有来往。

      1941年初。他驻扎在江苏省金坛县。金坛城边有个小公园，每逢休息日，本多便到公园的小亭子里去看书。一天，几个玩球的小孩儿将球踢到他脚下，本多帮他们捡球。他和一个小男孩儿认识了。

      那一天，他们俩吊着脚坐在城墙上，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开始了交谈。“我同小男孩儿谈论我留在日本的亲属，以及战后我打算过的生活。他好像是初中一年级，说他的愿望就是战后到东京去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就这样，本多渐渐和这个吴姓人家接近起来。吴家偶尔还会请他去家里作客，但小男孩儿的姐姐，只要一看见他，转身便走。

      春天来了，吴家人邀请本多一起去金坛城外的梅林里去赏花。

      吃饭中，吴家父亲让女儿唱一首喜欢的歌，女孩儿始终不肯唱。父亲便一再要求。

      “终于，女孩儿突然站了起来，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大声说：‘我有歌唱给以身殉国的勇士，但没有歌唱给国家的敌人。’说完，她就跑走了。

      “我非常难堪。她的家人也不知该怎么办。我站起来，向他们道歉，作了一番解释，然后就去寻找她。

      “她在梅林深处一棵老树下哭泣，穿着蓝色衣服的瘦小的肩膀抖动着。我走到她面前，低下头，低声说：我期待有一天，你们国家的勇士们能听到你的歌声；那一天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定也是幸福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本多离去。“水一样的悲哀浸透了我的心，我真希望放声大哭一场。我知道了她对我的厌恶，这让我非常非常不安。”

      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就在本多跟随队列走向城门时，那个小男孩儿跑到队列里，塞给他一张字条，说了声“姐姐”，便跑开了。

      他展开字条，上面写了两行字：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你不要死。

      “那一天，我就下定决心，尽管我无法保证自己不死，但我至少可以尽可能地不再杀人。此后，每当射击时，我便会抬高自己的枪口。”

      本多将那一天称为“一个小小士兵的新的出发点”。

“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1年8月，本多服役期满后，回到了日本。两年后，因兵力紧张，他再次被召集入伍，驻守北千岛（今属俄罗斯），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我们队长从营房里冲出来，大喊着：投降了！投降了！喊着喊着就哭起来。但士兵都很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开始打棒球，锻炼身体，为回家做着准备。”

      他们随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去西伯利亚做了两年苦工，1947年才重新回到故土。

      这时本多已经33岁，不再有梦想。他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但战争始终没有远离过他。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退休10年后，他重新拾起这些记忆。

      从1986年2月起，他自费到各地演讲，向年轻人讲述当年战争的状况，自己的罪恶，“你不要杀我的同胞”，日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无法摆脱的境地，以及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应重演。至今，讲演已进行了千余场，听众多达18万人，听众最少一次，只有一个中学女生。

      1985年，他创办了一份双月刊手抄报，取名《顽皮报》，自编自写，复印后邮寄到全日本各地的250个“订户”手中。在5月1日出版的这期报纸上，他亲自撰写了长篇社论，批判日本主流媒体将4月中国大陆的反日潮流高涨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一手导演。反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一期，还刊登了大阪市一名高一女生的来信：

      “听到你讲的故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战争不管是胜还是败，留下来的只有憎恨和悲哀，不言而喻，那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

      他摩挲着这份五页纸的报纸，说：“这就是一个老人面对着一个他不满的社会，嘟嘟哝哝的自言自语。”

      孙子有一次问他：“明明是你们做的事，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担？”

      本多回答：“加害者很容易忘记过去，而受害者则很难。年轻人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这个事情，努力理解对方的想法。但建立这样一种健康的交流氛围，是爷爷这一代人的责任。”